1998年2月，“中华五千年文明展”在美国纽约著名的古根海姆博物馆隆重开幕。油画《针刺麻醉》作为中国美术馆的藏品参加了展览。旅居海外的著名画家汤沐黎目睹自己二十六年前的作品，不禁感慨万千。
1971年，“针刺麻醉”作为中医瑰宝、新中国的医学成就被广泛宣传。一个特别的机缘，业余画家汤沐黎接受了一项任务。
一、装卸工画“宝像”
1966年，汤沐黎毕业于上海市第五十一中学，即现在的上海位育中学的前身，当时便是全市著名的重点高中之一。他原本报考了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因为“文革”爆发，无法正常入学。毕业两年后，他被分配到上海市牛奶公司所属的第三牧场，从事饲料装卸工作。乏味简单、机械重复的工作使汤沐黎生活得非常苦闷。
汤沐黎是一个需要精神生活的人，不是要搞一点音乐，就是要搞一点绘画，或者要写点诗词。他的父亲是电影导演汤晓丹，在“文革”期间受到冲击，家中的气氛自然非常压抑。画画成了他抒发心情的重要途径，就这样他开始在牧场中画周围的工人师傅、画牛群，画得大家很感兴趣，师傅们都围着他看，给枯燥的牧场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很快，领导就知道第三牧场有个“会画画的小汤”。
20世纪70年代，稍有规模的工厂、单位都要在大门口竖上一面毛主席的“宝像”。千千万万的绘画大军都从专业队伍中抽调，那是不现实的。各个系统都要培养自己的绘画人才，汤沐黎的绘画能力在一开始就受到了重视，在牛奶公司系统到处画“宝像”，小有名气的他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
这时候的汤沐黎，只是一个爱好画画的工人。要转变为一个职业画家，不是那么简单的。他整整考虑了三个月，苦思冥想，考虑自己是不是要从事艺术行业。但是，他的年龄已经不允许他从头学起了。汤沐黎是这样表白的：
我就从艺术方面考虑，进可以（当）一个事业，退可以作为自己的一种精神上的享受和寄托，我考虑了整整三个月时间，最后就是选择绘画。那就不是光画画主席像，也不是光画画速写，要搞创作。创作，就是有一个主题。搞了创作以后，还要送到市里面，去参加展览，通过这个途径，一步一步把我自己，变成一个职业的、专业的画家。
二、在牧场就要画挤奶工
在汤沐黎被牛奶公司系统选中去画《针刺麻醉》之前，他已经创作了《接班人》，后者才是他的成名作。
1968年1月，上海美术馆举办了“红太阳”画展，还成立了上海市美术创作办公室（美创办），由他们负责组织今后的市美展。1969年，汤沐黎创作了第一幅油画《工农兵上大学》，交去后被选中参展。第二年，第二幅油画作品《接班人》也被接纳展出。描绘的两名挤奶工，老的慈祥地看着年轻的，好像是对她的成长感到欣慰。这两位白衣挤奶员的形象，与当时提倡的工农兵立足本单位搞创作的精神相符，因而受到推崇，发表在《人民画报》中心彩页版上。
事后汤沐黎谈起这幅让他声名鹊起的《接班人》时，这样回忆：
汤沐黎：在文艺路线上的一个主流的方针政策，叫作立足本单位。工农兵，一定要从本单位的生活开始画起，你不能随便地去画一个从来没有生活过的、没有接触过的东西。
记者：所以在牧场，就是要画挤奶工这样子。
汤沐黎：（这个想法）起源于毛泽东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要深入生活。一定要在生活当中有感受，才能画出好作品来。
汤沐黎的画除了体现了“立足本单位”的指导思想，更从画中展现了劳动妇女的健康形象，照他的话说，就是展现了朝气蓬勃的牧场工人的精神。当时，《人民画报》以十六种语言向世界各地发行，油画《接班人》被《人民画报》转载，这是了不起的成绩。这一年汤沐黎二十六岁，或许在沉重的体力劳动负荷和沉闷的家庭环境的压力下，唯有拿起画笔才能挥洒他这些年郁结的心情。
然而，他会不会因为青年得志而故步自封？
且不论他的母亲为了培养成就汤沐黎，千方百计地为他添置绘画颜料和工具。那时全家靠母亲每月七十元的收入支撑着，家里尽可能地支持着汤沐黎的绘画梦想，哪怕被单破了，就用旧旗袍、零碎布条拼布，“五颜六色，远看还像工艺品”。汤沐黎自己也是倔强性格，在牧场时就给自己定下了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要一步步实现创作；第二个五年计划，要通过自学将大学本科的美术专业课程全都学会。他为自己制定了所有标准，决心要在业余时间内一一完成。
汤沐黎还没来得及体会成功带来的喜悦，一件更重要的任务已经在等待着他。一天，“上海美术创作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找到汤沐黎，请他参加重大题材《针刺麻醉》的创作班子。
早在1964年前后，“针刺麻醉”和“断手再植”已经见报了，两者都在世界医学范围内引起了很大轰动，随即被视为中国在医学上的重大成果。特别是“针刺麻醉”更是西医领域闻所未闻的。上海市卫生局将这一题材送到市里，市里很重视，要树立典型，宣扬上海的先进技术，专门组织了人力物力来抓这件事。
物色人选是件头疼的事，卫生系统搞绘画创作的人才不多。组织者突然想到：医务人员穿着的白大褂和《接班人》中两位身穿白色工作服的牧场工人不是有共通之处吗？
他们决定从隶属牛奶公司系统的第三牧场借调汤沐黎，但这会影响他们的生产活动，牧场能否同意汤沐黎去搞创作？汤沐黎能不能画好从未接触过的医学题材？当“上海美术创作办公室”来敲门时，这一切都还是未知数。
三、尼克松参观“针刺麻醉”后
1958年，第一例运用针刺麻醉来施行的手术在上海试验成功。“针刺麻醉热”在国内兴起。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特地提出参观针刺麻醉手术，从而引发了美国的“针灸热”。中国的“针刺麻醉”逐渐闻名世界。
在油画《针刺麻醉》创作之初，根据当时军队、干部、群众“三结合”的原则，市里专门为《针刺麻醉》成立了一个六人创作班子，局政宣组、院政宣组、工宣队、医生和麻醉师各一人，还有汤沐黎，他也是班子中唯一的执笔者。
为了创作好这幅画，小汤得到了随时进入手术室的待遇。
在这间布满各种标本的教室里，汤沐黎并没有感到恐惧，他说那里很好，重要的是离手术室很近。对于汤沐黎来说，任何艺术创作都是要建立在有亲身经历的基础上，他之前可算是一个彻底的医学门外汉，要怎样才能出色完成任务呢？还是得去手术室亲眼看一看才行吧。医院准许汤沐黎观摩手术，但是要穿上白大褂，戴上白帽子、口罩，装扮成医生的样子。
这是他第一次进入手术观摩现场，当时的情景令汤沐黎至今仍然记忆深刻。
汤沐黎：当时这个手术室一进去，我就傻了眼。那个颜色，实在太漂亮了。整个的房子，从天花板到墙壁到地板，都是不同类型的瓷砖，瓷砖是天蓝色的、宝蓝色的，非常非常漂亮。当中有一个无影灯，它的灯光是柔和的，非常柔和，制造了一种宁静、梦幻般的感觉。房间当中有一个手术台，白的。护士在做各种准备工作，旁边有一些手术桌，有一些盆子、钳子，每个人的动作都很轻，训练有素，无声无息地走动，有条不紊地做各种事情。我当时被迷住了，被整个的气氛迷住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里跟外界对比太强烈了。
记者：当时外界是一片红海洋。
汤沐黎：对，当时的外界正是革命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成天就是大的标语、红旗，大喇叭播送那个进行曲，一片红海洋。手术室很安静，好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初入手术室的汤沐黎被眼前静谧、浪漫的气氛完全迷住了。这一刻的感受在他的脑海中停留了很久，也定下了日后《针刺麻醉》的蓝色基调。
四、医生马上操起刀来
病人来了，是一个结实的农民。他被推进来，然后自己爬上了手术台。和普通的手术不同的是，病人侧躺着，自觉地把自己的双手伸到了手术台外。
有一位针麻护士，弄了两根金针来麻醉这位农民。先用一根针从他的虎口扎进去，另外一根就扎在手腕的位置。护士将两根针慢慢地搓、捏，那个病人就躺在那里一声不响，他没有睡着，是完全清醒的，很平静地躺在那里。护士时不时地问他是否有疼痛感，病人回答“没有”，不一会儿主刀医生和副刀医生就来了。
手术马上要开始了，一共六个人，大家各就各位，围着病人。汤沐黎和同去观摩的万福堂站在门边，隔了好几米的距离。
就在这时，医生们出乎意料地，突然全体立正，围着病人齐声背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他们背诵了三遍，使得一旁的汤沐黎精神为之一振。
之后，医生马上操起刀来，像画家画画打格子一样，在病人胸口比画了几下，就果断地一刀下去。
此时的病人，仍然保持着平静，一声不吭。病人皮开肉绽、血流如注，胸口的血喷到两尺高，口罩、床单全成了红色。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多的血，万福堂两脚一软晕了过去。
五、市里面宣布，口罩可以不戴
汤沐黎第一次近距离目睹了针刺麻醉这个“中国奇迹”。此后，又经过多次手术室里的观摩，反复斟酌和商讨，汤沐黎与创作班子最终确定了这幅画的构图。然而，其中一些细节的处理，却难住了小汤。
首先要确定的是油画的构图问题。汤沐黎觉得，既然是重大题材，构图一定要体现完整性，绝不能是局部图，这牵涉到几个标准：主要人物能够看得清吗？要不要反映手术过程中最原始的画面，要不要展现伤口？
经过商量后，汤沐黎还是坚持从艺术角度表现手术画面，做到真实和艺术之间的平衡。他将视角调整到与手术台一样的高度，这样既避开了血腥的手术镜头，也能真实地反映手术画面。
确定画面视角并不是最让人头疼的，更难以抉择的是如何处理政治宣传的问题。
当时的宣传画，清一色地将人物不分男女老少，都画成赤红的肤色，或者在画中的背景上挂上《毛主席语录》、像章、宣传口号等一系列政治宣传品。小汤和他的班子也考虑到，是不是要在医生、护士的口袋里画上一本语录，是不是要将病人的脸画成红通通的颜色。可是，画面的基调是蓝色的，是由一块一块光洁的宝蓝色瓷砖组成的蓝色背景，红色与画面展现的宁静质感是大有冲突的。再有，现实生活中，手术室严格控制无菌环境，无论谁进入手术室都要戴帽子、手套，如果口袋中装着“红宝书”，显然也是不合适的。
整个创作班子在强大的矛盾之中，决定以手术室的基本卫生常识为重，不在这幅作品中添加政治宣传品，也保护了画面的蓝色冷色调不被破坏。
或许有人还对这幅画留有印象，画中有一位护士没有戴口罩，这不是违反了医学常识吗？汤沐黎当时为什么会这样处理呢？
这是《针刺麻醉》创作中的重大问题。选择让护士不戴口罩，也是画中唯一直抒政治意义之处。
汤沐黎：对这个病人，她（护士）是无限关怀，对这个扎银针非常地认真。你要拔高到她对整个社会主义制度的热爱，一种献身精神。画这幅画，它的政治意义就在这个地方。
记者：没有任何目的性的，这样一个美的、单纯的美的东西，是不被允许的。
汤沐黎：它主要还是牵扯到市里面的一个重点项目，所以还是要报上去……最后，工宣队和局政宣组宣布市里面已经同意了，这幅画里的口罩可以不戴，一切后果由六人小组和后面的市里面，他们负责，到底是哪一级负责，我也不清楚，因为我毕竟就是画家。
最后，汤沐黎没有给这个护士戴上口罩，而是通过她的表情，画出了对工作的负责之意，对病人的关心之情。
这幅画，汤沐黎没有署名，他一直认为这是六人班子的集体成果。后来，虽然这幅画发表后受到了很多诟病，尤其是针对护士应不应该戴口罩，但汤沐黎还是认为，在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中，如果没有这个表情，这幅画就缺乏了政治意义，更何况艺术本来是高于生活的。
六、是不是能够涂一层红油
1971年底，油画《针刺麻醉》按计划完成。这时，传来北京筹备1972年全国美展的消息，《针刺麻醉》也入选其中。为了使上海和北京能够同时展出这幅作品，汤沐黎又日夜赶制了一幅《针刺麻醉》的北京版，改名为《针麻传统创奇迹》。这部作品送到北京后，它独特的蓝色基调引起了很大的关注，也恰恰因为这点，问题来了。
汤沐黎将《针刺麻醉》的画面扩展成了一个一百二十度的房间，比起原来的九十度视角更开阔了，护士的姿势也调整为更倾向病人，汤沐黎对这些改变很满意，将它称之为一次创新。和他预想的一样，这幅画很快得到了北京方面的认可。
与此同时，青年画家陈逸飞被派去北京，协同其他画家组成了改画小组，对他们认为要改动的地方进行修改。
画家陈堰宁也参与了改画小组，他给《针刺麻醉》上所有的人物的皮肤上都染上了一层红油。陈逸飞很吃惊，这么一改动完全破坏了之前的平衡感。汤沐黎记得事后，陈逸飞单独和他说起了这件事：
陈堰宁，他是一个很好的艺术家，所以他不会因为艺术上的原因来做这个事情，（陈逸飞）就问他，陈堰宁说是领导审查，审查说这个皮肤不够红，要加红，就要他来做这个加红的事。他又不能不做，又不忍做这个事情，就想简单的办法，弄一层试试看，是不是能够涂一层红油，所有的都染得红一点，是不是能解决这个问题了。一加上去，两个人一看呢，都不像样，整个画就毁了。于是就觉得应该保护这幅画，又把那个红油全部抹掉了，它仍旧是原来那个样子。
就这样，《针刺麻醉》被完好地保存下来，北京版《针刺麻醉》后来由中国美术馆收藏，它代表中国传统医学的突出成就被多次展出和报道。
1978年，汤沐黎考取了中央美术学院。后来，他成为一名成功的专业画家。1998年，当他看到自己在二十六年前的非常时期创作的油画被展出在美国的艺术殿堂，不禁百感交集。